港都老街區的3650天 新濱老街保存運動十周年回顧展

❙ 來時路

沙龍上半場由主持人林佩穎邀請三位與談人描繪自身投入的文化議題整體輪廓，讓與會民眾進一步了解三個案的發生背景、各方之間的角力協商以及階段性成果。

王大維就「覆鼎金公墓」保存運動進行分享，行動的源頭需回溯到他在2014年關注到相關資訊，引發自身對於議題探索的興趣包括：大坪與一後人回到台灣尋根、會社進行覆鼎金三座特色墓的文資提報、民間自辦講座等，受到啟發後便邀集身邊好友前往相關場域參訪。

直至2017年，高雄市政府為加速都市新核心的空間管理，呼應國家殯葬政策所強調的「環境保護」、「專業管理」論述，加速推動覆鼎金公墓的遷葬。過往眼前的墓園景致轉瞬成空，促使自己與朋友共同意識到興趣必須被轉化為積極的行動。但面對自身專業的侷限，與朋友思考行動方案後，一面著手進行文資提報，另外則將更大氣力放在將議題帶向大眾，期能引發民間更多的關注。

為克服大眾對公墓負面觀感所帶來的議題發展挑戰，分別透過線上與實體兩條路徑行動。在線上的部分，決定將議題粉絲專頁命名為「地下高雄」，「地下高雄」意旨覆鼎金公墓內豐沛的移民軌跡、人生故事；實體部分，則開辦「掃墓野餐團」帶領民眾以「造訪生活場域」的心態走入公共墓園。透過兩方面的議題推展與遷墓時程賽跑，引發民眾響應並獲得許多回饋，扭轉對於公墓的恐懼。

但現實與期待有所落差，文資提報審議結果將他與夥伴共同提報的二十幾座墓碑悉數不指定、不登錄文化資產，只有其中三座（大坪與一墓、杉本音吉墓、黃慶雲墓）以「列冊追蹤」方式結論。但列冊追蹤也意味無法給予即時性的法定保障，僅能在遭逢緊急情況時，可逕行指定為暫定古蹟，未獲暫定身份期間若有遭遇情事（如毀損、竊盜、崩塌等），缺乏行政手段對有關的個人或主管機關課責。

目前，覆鼎金公墓已獲新的身份：雙湖森林公園。當時審議未獲親睞的墓碑，扣除三座列冊追蹤者，大部分隨著遷葬工程灰飛煙滅，部分則在掃墓團及多方努力下，移至海青工商進行典藏並推動主題課程教案，以另類面貌存續在大眾的生活空間中。掃墓團目前仍持續致力於公墓保存議題推廣，與全台公墓議題組織串連，協助相關訊息轉發，並適時以團隊經驗為出發點提供論述。

陳坤毅接續分享「新濱街廓」的運動始末，呼應王大維分享的覆鼎金議題，率先拋出三個個案共同面對的核心問題「不合時宜的都市政策」。

都市發展的環境持續變動、充滿不確定性，但都市政策乃至相關法條有其時限性，一旦政策修訂的速度跟不上都市環境變遷的速度，其僵固性就可能造成民眾誤入雷區，成為政策下的受害者，而新濱街廓正是這樣一個指標個案。

1909年，因高雄港築港工程、打狗驛等現代化設施的設置，眾多旅館、料亭、商號落腳於此，也形成新濱街廓。戰後歷經都市發展移轉、2008年高雄港站停駛逐漸沒落，但因哈瑪星近年又見觀光熱潮，使都市規劃埋下的長期矛盾顯露。

新濱街廓於戰後因高雄港站的存在而被規劃為廣場用地：作為貨物轉運的備用空間，但在都市空間實際使用上，由於土地上的房屋存在及活動使用皆早於此規劃，加上直至2008年高雄港站關閉前仍未執行計畫，戰後早已在行政單位默許下讓民眾以租用方式遷入，並未將先行處分地上物。直到2012年大量觀光客湧入哈瑪星造成社區壓力後，才臨時依行政法規發出一紙公文，要求丈量建築物價值並以補償金方式進行拆屋還地。

高雄市政府在程序執行上顯然有可議之處，而同年於台北也發生全國注目的「士林文林苑」事件，全國瀰漫對「居住正義」議題重視的氛圍。兩個事件發生時間點的巧合，吸引街廓居民與青年聚集於街廓店家「貳樓茶館」關切新濱街廓的拆遷，進而與居民共同發起社會運動，要求市府收回不合理的決策，並成立社團法人持續一系列的文化行動至今。

黃朝煌則細數參與逍遙園保存的那些日子，最初是在2008年，當時他仍為一名高雄大學的研究生，因指導教授承接文化局委託之基礎調查案，被委派來到位於新興區中東里行仁新村內的一棟建築物進行調查，也就是大家當前所認識的「逍遙園」。

黃朝煌直言最初是基於工作的心態進到該場域。但隨著在建築內一次又一次的探索，建物自身的種種謎團—空間格局（大小、組合方式）、建造者大谷光瑞的身世、建築身處之時代背景，讓他深陷其中。某種程度來說，這棟建築物改變了他的人生路徑，也串連起相關的人際網絡。

不過，與覆鼎金、新濱街廓個案的差異點在於，逍遙園在2010年即已被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登錄為歷史建築，獲得文資法的身分保障。只是，問題癥結點依然在建築定著的土地，及背後不合時宜的都市計劃，引發社會大眾擔心逍遙園隨時會在開發壓力下消失。首先，由於逍遙園所獲得文化局的登錄範圍只有建築物二樓的範圍，對於當時關注逍遙園保存的大眾而言，保存物竟是一棟空中樓閣，這樣的審議結果引發種種遐想與不安。第二則是，逍遙園建物周圍行仁新村居民的生活脈絡，原本希望在保存過程中，能夠調查清楚留給後世完整的紀錄，卻迫於眷改時間表及居民的凋零，而處於與時間賽跑的緊張壓力。第三，則是牽涉到保存主體、保存方式及保存範圍，文化資產保存並不只著眼於建築物本體或限縮於某個年代的思考框架，而需同時納入政權輪替後的生活軌跡，以呈現完整歷史脈絡，公部門的保存行動也需要提高公民參與的力度，公私部門討論出對於保存現場的合作機制。

回到都市計畫的不合理面向，鄰近歷史建築的周邊城市景觀應能夠匹配，或彰顯文化資產本身的價值，最關鍵的是務須盡力去保存歷史場域的完整性，因此後期他開始有意識地推動逍遙園定著土地，變更為公園用地及與與鄰近商業用地交換等課題，來換取逍遙園周邊地最大可能的整體保存。

以上源自於恐懼歷史場域消失的行動也吸引到各界關心人士的奧援，後續也與聚集至此的藝文界人士共同組成「逍遙園與行仁新村志工團」，推動逍遙園的保存，諸如以藝術展演行動吸引社會關注，進行行仁新村、逍遙園的口述歷史影像及田野調查等：藝術策展、文史講座、媒體採訪、現地導覽、國際交流、研究課程等一系列行動。

但是整個保存運動中，最有效果的莫過於「政治力的介入」。當時他和志工團成員面對到土地權屬的協商，為求加速逍遙園的土地所有權轉移及建物修復，保存人士各自運用人脈協請議員、立委介入協調市府、國防部等單位，並自力撰寫說帖供民意代表快速掌握保存議題關鍵，加速與行政單位溝通協商的效率。最終，經過多年斡旋，2017年高雄市政府完成與國防部之間的換地事宜，並於同年展開修復工程，整個保存運動也才階段性完成。

❙ 轉折

文化行動路程絕非平順，甚至會面對衝擊，迫使自身重構世界觀。沙龍第二階段延續三個個案的行動過程，邀請三位與談人聊到保存事件中所遇到的重大轉折。

覆鼎金的部分，王大維印象深刻的主要是「價值論述的挫敗」。文化資產制度上雖是藉由價值論述以及專家審議兩階段過程所確認的，但實務運作上，文資潛力點背後所身處的結構，往往才是最關鍵的決戰點，而結構的組成就包含民意的支持、主管機關及產權者的態度等，如果沒能從這些利害關係人下手，文資審議結論很可能會出現期待上的落差。

這樣的看法也在逍遙園保存經驗中獲得補充，黃朝煌提及文資保存不只是價值論述，而是「避開表面泥沼、直奔主題而去」。逍遙園保存的經驗是幸運的，由於逍遙園所座落的土地由不同政府單位所持有如國防部、國有財產署等，每一塊土地都是國有資產，較無私人產權易引發的抗爭問題，若各界有力人士能目標一致，促使各單位開啟協商階段，徹底解決問題根源，保存就不至於停在表面進行文化價值詮釋的攻防。若非當初選擇了正確的方向，逍遙園的地景可能就會因為缺乏整體感而充滿許多遺憾。

不過，除針對個案保存做行動反思之外，因保存行動所形成的「社會網絡」，事實上也為三個個案的參與歷程帶來迥異的轉折。

王大維參與的覆鼎金保存行動，雖未能替具有文化價值的墓碑請命，但也因保存行動，他與夥伴結識在海青工商服務的曾敏泰老師，這條人際線為墓碑找到新的歸宿。墓碑雖無法成為「名義上」的文資，不過藉由曾老師校內的奔走遊說，成功找到典藏空間，也為這些墓碑論述編撰「探訪汝等老墓」教案，以文資教育媒介拉近與未來世代的「實質」距離。

陳坤毅談到打狗文史再興會社的成立、存續及深根，呼應網絡時強、時弱、時而擴充的流動性，逐漸成為一個「去中心化」的非典型非營利組織。外在可見的，會社不單以新濱街廓為焦點，而隨著「廣結善緣」，藉著木工班、導覽等等人的連結，擴張關注範圍至中鼓山（田町河川、田町齋場）乃至整個舊港區。而內部空間營運，時刻仰賴不同成員、志工的即刻補位，組織之中不仰賴總幹事做為核心，以合議制方式完成組織決策；在日常管理可能面對的庶務缺口，則由高度自主性的志工與經理人相互扶持。

逍遙園則得力於有民間意識的凝聚，志工團以實際行動守護現地環境，並獲得在地民眾、里長對於逍遙園保存的認同，也因多方支持構成社會輿論共識，才讓地方政府意識到需有主動態度與國防部等機關進行土地協商，終而保存逍遙園與周邊良好的視野景觀。

❙ 再利用

沙龍主持人林佩穎順著案例脈絡，請與談人們分享文化參與當中幾個核心的思考。第一是關於三位對於「再利用」的想像，希望能夠與在場民眾一同思考，當具文化潛力的建成物走向保存之後，大眾對於建成物未來願景想像可能性？

陳坤毅認為想像的工作應交由大家集思廣益，但就他個人而言，有兩個考量可供參考。其一，建成物是否要全然都是商用，這部分沒有絕對的答案，端看個案身處的情境而定。其二，也是最重要的，若建成物本身為公有產權，就應該透過各種可能管道對它未來的再利用方式發聲。

另外兩位與談人黃朝煌、王大維大致都認同「商用是可能性之一」—有鑒使用人或產權人的背景及各自面對的困境百百款。適時對建成物的再利用保留彈性，反倒有機會為它帶來更好的管理甚至是再利用方案，破除根深蒂固對立的「保存V.S.使用」命題。

但兩位也揭示再利用的準則，無論什麼樣的使用方式，都希望盡可能確保建成物本身的完整性，其次就是「留下建成物本身的線索」—人物故事、生活痕跡，給予參觀者探索、辨認的機會，維持建成物本身的各種有機可能。

❙ 制度內外的思辨

第二是關於文化參與的核心思考，則是「制度」。三位各自在將近十年的參與過程持續尋求「程序管道」面對行政機關或專業委員會，時而針鋒相對、時而尋求合作與共識，如何回應外界看來矛盾的互動關係？

而三人的共同答案都是「為可能的文化資產充分論述價值，尋求任何可能管道保存」。

由於現存文資保存仍是菁英體制，由文資審議的專家做審議結論，以及地方政府的行政部門所執行，公民並沒有直接參與的管道。其中，文資提報與審議程序絕對是重點。因此，通常會想方設法為讓個案的價值進行妥適的論述，論述的核心未也可能跟著公民社會的進化尋求突破，包括提報審議個案轉向更為日常、庶民生活的標的，以及在價值論述過程拉近民眾與文化保存的距離。一旦提報審議個案與公民社會間有所聯繫，程序上也才有可行動的空間。看見現存文資審議程序對於公民參與的不友善，乃至文化保存法制、政策的不足，才有機會引發更多公民注目甚至根植為公民素養，即便改革過程需長達數個世代。

總而言之，進入制度層面並與之對話並非只是順著既有路線前進，反倒是在過程中開闢新道路，唯有繼續前行，才可能看見不同的可能性。因此對於三位而言，選擇透過制度回應，絕非順從於既有體制，而是希望藉由體制內外的相互辯論，與公民社會中的力量裡應外合，並觸發更多可能。

❙ 現場提問

※ 會社去中心化跟人員流動性是否有關？會社與其他單位如何合作？

陳坤毅首先回應會社的去中心化，確實與人員流動性有關。社團法人隨著時間更迭，組織目標勢必會有所調整如加入研究、推廣等目標，因而在組織實際的運作下，不再僵固以總幹事為核心的組織型態，逐步浮現的是去中心化型態，既能夠為所有成員給予彈性，又能維持住民間團體應有的「參與性」。

再者，會社作為社團法人，需要自行籌募運作的款項，因而會社對於與外部單位的合作態度始終開放。目前合作對象包含文化局、市立博物館舍以及建築師事務所等，委託主軸大都放在歷史研究調查及文化推廣上。

主持人林佩穎補充會社在當前環境下絕對存在很多的合作機會。由於台灣整體環境都在尋找主體性，因此上至政策制定、下至館舍經營，都需要談出自己的文化價值，包含：電影圖書館、勞工博物館、高雄美術館等。而會社本來就一直致力於談論高雄的文化價值，所以與當前環境的大方向一致。

※ 擁有文資身分的好處是什麼？

黃朝煌就法規的角度說明，文資身份代表義務與責任，所有權人有義務對文資進行管理維護之責任，但相對地國家也須負起義務提供專業諮詢、輔助等責任，並且給予相關補助。雖然目前依舊有法律對所有權人賦予過多限制的爭論，但嚴格來說，文資身份的取得是好是壞尚難有定論，仍有待時間考驗。

陳坤毅與王大維則是從另一角度思考。「文化資產」身分有無好處，端看所有權人如何看待「資產」二字。如果就現實考量，恐怕只能看到的財產增加或減少的狀況，即便已有相關的補助法規及政策可提供挹注，都不足扭轉所有權人的既定觀念：也就是現有私產，被公部門指定後轉為公有財產後，私人產權的被剝奪感。因此，是否有機會讓所有權人認知到，私產轉為文化資產，有其附加的光榮感、對家族或歷史認同，也有機會獲得相關的挹注或交換。也可能是另一層面需要讓大眾了解的方向。

有趣的是，現場一名觀眾王先生為鄰近歷史建築的所有權人，他也就所有權人的立場提供看法，認為文資身分是好是壞的關鍵在於「法制與行政之間是否整合」。可是，實際經驗上當歷史建築遇到需跨部門協商的議題時，所有權人只能面對跨部門多條相互衝突的法規，主管機關不願出面協商，獨留所有權人無所適從。即便理解國家在文資保存上的努力，但實質上，對於擁有文資身分，在現階段仍感到困擾、失望。

❙ 為何踏入木工班？結業之後？

2013年9月會社開辦第一期【新濱老街廓—社區木工班】，至今已培訓六期約90名結業學員，吸引來自各行各業、不同年齡層與性別的學員加入，學員們參與的理由百百種，甚至就是憑藉一股熱情與衝動，透過其中五位結業於木工班的與談人分享，也提供多元的木作實踐軌跡。

奕巽、少賓兩位都是為追求木作知識的精進與突破而進入木工班，兩人在來到會社前，巧合地都先走過正規的職訓局培訓體系，學習的取向也都以細木作為主。但職訓局課程有所侷限，僅能培養基礎知能難與業界接軌，因而他們在職訓局課程結業後，分別走入不同的職場環境累積實務經驗。

奕巽在職訓結業後，先行來到會社參與大木作的課程，隨後留下成為木工班的助教並參與河川（河川手作藝文空間，下稱河川）的修復工事，而在河川營運結束後，在親友的引薦下回到台南進入傳統神轎製作的重鎮「永川大轎」學習傳統工藝木作。經過一年半的木作訓練後，決定在台南深根並創設個人品牌「暖製作所」，目前專攻客製化的神具製作。

少賓則是先進入北部實木工廠實際了解產線生態，理解第一線的工作流程、分工模式，經歷產業界的洗禮後，卻也回過頭反思自己內心理想的工作情境，毅然決然回鄉，重操雞場家業並開設工作室「曠野有工場」。於此同時，也在家人的鼓勵下參與到當時第一期的木工班，擴充自身對於木作知識的認識，結業後目前以半農半木工的方式—經營雞場為主，接案、課程教學為輔，持續進行木作創作與推廣工作。

威棋、柏宣則是由素人走向職人，兩人起初都只是在尋找生活中的興趣，對於木作的理解實屬外行，在經過木工班的洗禮後打開人生全新可能，沈浸於木作實作中並將它化為生活的一部分，成為獨當一面的大木作職人。

威棋大學時受到社團友人親友，同時也是會社木工班授課匠師—林焜煌師傅的介紹，至會社參觀木工班成果展，這次的觀展經驗觸發他對於木作的想像，因此加入木工三班。在木工班結業後持續留下作為助教，並加入河川的整修工程與師傅學習大木作，另外也至旗津學習測繪與現場勘查等經驗。而河川營運結束後短暫離開會社，2017年報名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的大木作古蹟修復班，而後因緣際會加入國立中山大學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團隊，也確信要將木作視為自身專業。目前持續與會社保持合作，擔任專業木作師資，另也於高雄的社區大學等地開班授課，持續探索木作及工藝的可能性。

柏宣過去是一名大學講師，誤打誤撞下報名了會社木工班，原先只是希望在業餘時學習木作技藝，直到現場才發現木工班主授完全陌生的大木作，但也開啟他截然不同的人生旅程。隨著會社木工班相關課程的深入參與，他發現自己內心對於木作技藝的傳承是有使命感的，除了伴隨時間所發現的木作趣味外，也回應他過去在國外與朋友間聊及台灣與世界各國在古蹟保存、修復相關議題的省思，這些因素促使他堅定投入木作工作。目前服務於大木作工班中，在北中南各地案場來回奔波，主要進行木造文化資產的修復工作。

羋嶼則是從圖面走入實作，過去從事建築調查研究工作，自大學起就對木作有興趣，且懷抱著運用自然材料構築自己空間的夢想，而在2013年，憑著自身的滿腔熱血，決定加入會社學習大木作，讓自己朝理想逐步邁進。於會社結業後沒有多久，邁出人生重大的一步，直接前往尋找願意收她為學徒的工班，這些日子裡除學習木作技術外，自己也額外花時間尋找機會掌握其他建築技術如夯土等，目前正在台東進行大木作日式建築修復。

❙ 木作現場大哉問

各自發展的學員中，部分進入了大木作的現場，主要協助文化資產及各式木造建築修復的執行，本次座談也帶著對於文化資產保存有興趣的夥伴，解密匠師在現場所面對的學習環境與現實處境。

大眾對於「職人」有個常見的認知，也就是至少需習業「三年四個月」。不過對於大木作匠師的技術養成而言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三年四個月」最多只能算是磨練基本功夫—由於大木作實務與產線生產截然不同，並非只要將操作流程摸熟就行，而是講求掌握內隱知識以及身體實作。

已歷練超過三年四個月的柏宣就分享道，每一個案場都會面對到不同問題，必須要能夠活用自己在三年四個月中所學到的觀念，而且絕對需要再去其他案場「偷學」。「偷學」其實反映大木作現場的技術多元性，不同的師傅在處理同一個問題時都有不同的解方，又或者說，同樣製作榫接、榫頭的工序，師傅在工法、技法上是否有值得學習的部分？透過什麼方式加快施工速度？沒有實際經歷過這個歷程，很難在課題落於自己身上時做出適當的判斷。

因此，他也回顧到自己有幸在過去的案場經歷中，得以「全實木」而非「抽換式」的方式參與修復過程，認識到漢式、日式建築兩種不同的結構知識。也因為是「全實木」施作，等於是經歷自零到有的修復過程，像是在漢式的台南五帝廟案，就得以將匠師傳授與現場的落篙方式相互印證，幫助自己釐清整體的結構觀念；日式建築則經歷埔里童木生醫院，認識到如何抓水平、打地基等觀念，這些對於他後續在案場面對的狀況都非常有幫助。

另一個典型的疑問是目前大木作場域的工作粗重、性別比例懸殊及世代老化，無論從哪方面來看，都讓大家好奇羋嶼作為新生代女性，在投入場域前後對於現場有什麼樣的感受與體會？

羋嶼最初下定決心要走入大木作現場的主因，除了可以更貼近自己的理想外，也關乎工作型態是否適合自己。原先從事的調查研究工作容易消磨熱情，而現場工作則能夠提供一個「解決問題」的環境，給予個人踏實感。而踏入業界的過程中，相較他人她自認很幸運地遇到開明的師傅，完全不否定女性的可能性，並接納她來到工班，也因此她十分感謝師父的提攜，讓自己能夠踏入大木作的工作環境繼續築夢。

而在現場的這些日子，也看見目前木工從業結構的變化，老一輩約四、五十歲世代的師傅，過去是為糊口而走入江湖，但以她這幾年所接觸到的共事者，則有逐步攀升的比例是懷抱理想，為求能深入探索木作而踏入業界。

但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也讓不同世代間的工匠有所碰撞，譬如對於工安的認知有所落差、做事耐受度有差距等等。這些認知上的落差也迫使一些人再度出走，對於是否留下，她自己則認為重點應該擺在「對於身邊狀態的理解」，包含了解自己為何入行？希望完成什麼目標？身處的工班性格是否自己能接受？因此，一旦自己釐清後，適時調整不只是為持續留在現場，更多的是知道自己要向何而去。

大木作現場除了偏向個人層次的疑問之外，其實更大部分是群體性的問題，因為現場的施作不只仰賴大木作工班，其實還包含營造商、建築師事務所、公部門甚至驗收單位等，隨之而來就有很多現實上的問題需要解決，譬如各方提出來的要求是否合理？如何在己方的標準以及他方的需求間平衡？都需要在其中取捨。

其中受廣泛關注的議題就是「工安」，無論是一般公共工程或者是本場聚焦的大木作工程，都時有所聞工安意外發生，而工安品質參差不齊也讓在場的與會者關注目前現場對於工安的關注是否提升？

不過大木作現場的柏宣、羋嶼都解釋目前仍有很多實務上的困難。兩人各自從不同方向切入，柏宣認為目前現場在勢必要面對安全防護的課題，有時匠師的施作確實是遊走在灰色地帶，但相較於過往環境已有顯著的提升，設備上多已使用系統性鷹架，現場也配有安全繩索、安全帽設備等。但是，很多時候因為施作點位在刁鑽難以配置防護設施的位址，為維持工程的進度匠師仍需上工，這時只能盡可能小心再小心別無他法。另外則是個人對於安全的疏忽，部分匠師太過自信或急躁而認為意外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也因為對於細節的不注意，最終導致遺憾。

羋嶼則談到實際成本、施工審查因素，負責召集工班的營造廠很可能為了回應它們而對器材的準備、架設起到影響，比如為壓低成本而租用較少的鷹架，進一步因設備短少造成現場多個工班鷹架分配不均。這一連串的連鎖效應足以造成現場混亂，也帶來很多潛在風險—由於一個工程可能分為不同期程，多達數個工班同時在場，器材的短少不僅造成施作期程變動，也連帶影響現場匠師的安全維護。因此，唯有營造廠看見現場端的可能問題，從源頭提升風險管理，將鷹架等安全設備準備充足，才能夠提升整體環境的工安。

最後，社會對於文化資產修復的逐步關注，也讓大家想了解「為何修復成果不盡滿意」？究竟是在修復的哪個環節出了差錯？是否匠師也有無法克服的難處？

針對這點柏宣認為主因有幾個，第一個是修復設計者的問題。由於設計者對於木造建築「結構」不熟悉，因此在設計圖上出現對施作匠師而言莫名其妙的安排，也導致設計端與施作端的衝突，這不僅是雙方的課題而已，更可能導致文化資產本身在修復過程受到傷害，進而減損其文化資產價值。羋嶼也以自身經驗說明，在修復規劃設計的這端，流程上確實是比較沒有納入建築結構的考量，也的確對於結構熟悉度不足，因此，確實是有需要提升設計端與施作端之間的溝通，讓雙方能夠在現場討論共識，並且由施作的匠師做出決策，才不會產生越修越糟的狀況。

再者，有時也需要前期的調查研究者能夠正確將現場木料的保存狀態記錄下來，否則對於後期執行端的匠師將會造成施作上的問題。柏宣回憶到過往進行工班的木料點算作業時，需要去核對現場需要抽換、清潔或是修補的木料共有多少，但他在其中一個案場就發現，大概有近一半以上的木料，按調查研究所提供的資訊都是不符現況的。所以，這也有賴前期調研執行時，能夠詳盡的確認現場狀況，尤其是部分藏匿於表面下的蛀蝕。

第三，施作方有時也需要將自身專業拿捏好。部分師傅由於在與設計端溝通時便有資訊落差及技術執行上的困難，因此選擇堅持自己過往的施作經驗，甚至基於苟且的心態，認為設計師沒有辦法理解施作細節，而在工序上省略掉某些步驟，最終造成雙方、文化資產本身的多輸局面。

第四，則是施作過程中需面對的審查委員問題。修復工程執行時，每過一段時間主管機關便會有審查委員定期來訪視施工狀況，並確認修復作業是否符合修復再利用規劃。但委員的專業度有時是受到挑戰的，對於木料的理解時有不足的問題，可能不夠理解木材的性質抑或是木材的種類，造成令施作方啼笑皆非的狀況，有時也只能照單全收，這部分則有待時間來提升全民對於木材的理解。

朝煌也補充文化資產修復過程的一些盲點。修復工項有明確的分工，因此在不同工種銜接時，若缺乏多次確認及討論，有可能影響修復品質。另外也可能遇到調研到修復階段間隔過長造成的時間落差，期間可能產生新的損害或構件遺失，導致文資修復後卻喪失原有細節。再者，實務上若有發現修復上的問題，可藉由工務會議來協商討論，但基層匠師較難發聲或不願多事，導致現場可能發現的問題無法在會議中獲得討論的機會。以上課題或許在案場中並不少見，有待工作文化、人文素養與制度能與時俱進。

❙ 木工班延展—摸出自己的一條路

木作技術的精通需要長時間的摸索，當個人須將技術與謀生相串連時，更是可見其複雜與困難。木工班結業的兩位學員奕巽、少賓目前都擁有了細木作工作室，但最大的困難就在於要以小蝦米之姿，在龐大又競爭激烈的市場中找到位置，所以他們也從自己的角度分享這段心路歷程。

奕巽、少賓兩人一個共通的考量就是以「個人」工作室來面對產業，他們在走了一回產業前線後，都一致認為「獨立製作」可以確保自主性不易淪為生產機器，也有機會可以接觸更多的材料、盤商，讓自己掌握產品製作的節奏。最重要的是，有機會與認同自己的客戶面對面，才是比較屬於自己的工作步調。

但走進獨立製作，第一點面對的就是學習如何「做主」。固然認定自己是頭家，但無論在營運工作室還是外界的認知中都只是新手，因而一方面需要自己重新掌握技術，也需要了解如何佈建工作室的機器、材料，但另一方面則是要忍受業界盤商、前輩的冷嘲熱諷，因此，一路走來吃了不少的苦頭。

再來就是製作上需要與客戶維繫良好關係，在細木作這一環由於性質迥異於大木作，消費者對成品有比較多的談判、協商空間，因而在與客戶溝通上需要花費更多的精力。但只要好的關係建立起來，也會堅定他們的自信心並帶來長遠的影響，能夠為工作室品牌的建立供予底氣。

奕巽提到自己初期的經營並不順遂，因為同業競爭激烈且客戶對於產品的想像保守。但在冥冥之中，客戶開始願意基於品質而給他產製的機會，同時也願意與匠師共同討論，這給予他很大的信心支持，也讓他能夠理出後續的經營方向。

少賓也是在前期與夥伴共同運作工作室時，因為自己需要同時運作家中的雞場，而在對外經營忙得焦頭爛額，像是與客戶的聯繫往往必須額外花費工餘時間完成，由於累積起來的工時極長，也導致在社群媒體的經營上顯得力不從心。不過，近幾年逐步調整後，也接到了林試所與台大昆蟲系委託製作獨居蜂箱的案件，由於合作過程中雙方互有回饋，這也讓他感受到自己作為關鍵角色的成就感，給予他在經營上很大的鼓舞。

面對產業要找到自己的一條路有時也需要勇於轉變、創新，可能是在成品上尋求突破，或者是在經營方式上微調，兩位也聊到怎麼去應對這樣的狀況。

奕巽說明自己過去參與河川修復時，因為一些合作機會認識不同異材質的運用，包含漆、金、竹、藺草等，而這對他自己在創作上帶來很多的啟發，包含運用竹編技術並將其黏在木板上製作托盤，或是藉由染色製作神具上的符碼，這些結合提醒自己不要輕易受到框架的侷限，也刺激他在木作實踐上的創造性。

少賓分享的則是他在半農半木工的生活下，怎麼摸索出適合自己的營運模式？前期工作室主要以客製家具為主，但因為自己過去累積的教學經驗，很清楚了解如何與學員相處，因此，近年反而教學的比例逐步上升。課程規劃上也與當地既有的教學模式做區別，重新依據上課學員的年齡層、技術去調整課程難易度，將課程的扎實度提高。近幾年則因為需兼顧家庭、雞場的運作，就以接案或與當地學校換工教學的方式繼續維持工作室的經營。

威棋最後補充從兩位身上所學習到的是，從人的延展回頭看見木材的「物質特性」。在少賓身上的經驗讓自己想起過往帶領木工班的經驗，課程中護木蠟的教學製作意外啟發學員回過頭與本身專業連結，開始進行養蜂並了解蜜蜂的生物特性，也在一段時間後延展成為都市養蜂的計畫；而奕巽勇於嘗試挑戰異材質結合作品的經驗，更可以從他所分享的：「木頭它是一個很好的載體，它其實可以跟任何東西做結合。」擴充，那個東西不只是純論材質，其實說的也可以是人或其他生命體。威棋套用自己師父所說的「木材其實是適才適用的」，認為木材本身是一個讓運用者擁有自由發展空間的媒介，無論是護木蠟、護唇膏或者是獨居蜂箱，端看個人如何能夠在適當的條件下將木材的價值發揮到最大。

❙ 民間教育的意義—另類教學模式的實踐

大木作與細木作的經驗分享告一段落後，本場沙龍也希望與談人從業界經驗回頭觀看會社的課程推動，到底對木作教育的深根有無帶來啟發？跟傳統的職訓課程有何差異？目前又有哪些困境仍需改善？

從立意部分來看，朝煌回顧自己規劃「城市考古」課程的歷程，初衷就是期望給予木工班學習夥伴多一層體會，不只是實作，更能夠將對於木作的理解連結上城市中的老建物────不只看見外型，而透過如日治時期建築仕樣書這樣的線索，深探它的身世。而城市考古課程設計也含括對於文化資產修復現場改變的期待，期許能夠藉課程凸顯研究調查的重要性，並且強化建築、木作教育的連結，讓大眾對於木造建築有更深刻的認識。

在實作上，少賓認為職訓的教育還是有存在的必要性，但是會社課程與眾不同之處就在於—強調「手作」的重要性。學員必須從零開始將木塊塑型，也必須知道如何掌握手作工具的運用，不能過度依賴機器的處理。另外會社課程的執行力強，即便學員的組成大都以素人為主，但學習過程中會給予很多不同面向的嘗試，讓每個學員都能對木作有更完整的認識。而這樣的學習模式與他在木作教育現場的對照來說，是相當有啟發性的，由於當前世代的手作能力逐漸喪失，需要有新的教學方式才能夠有效地去培養下一代。如果持續把以往職訓的教學方式帶到現場，學生恐怕無法適應，也無法感受到木作的樂趣，反而透過手作工具的導入，教師可透過工具的實際操演與學員相互溝通調整，適當地減輕學習壓力。

環境塑造上，威棋認為會社課程的獨特性就在於，會社這個學習場域與新濱街廓互為主體，兩者缺一不可。會社在努力的，其實就是在這個脈絡下去開設符合彼此調性的課程，也就是新濱老街木工班或其他類似課程。而來到這邊學習，其實就是一種經驗的共同傳承，除了以純手工去實作外，對於同樣在場域中經歷課程的人而言，感觸會更不一樣，這個過程也扮演自身後續發展的關鍵啟發角色。那在其他學習場域如社區大學，由於場域特性不同，也脫離可能的空間脈絡，如此一來課程所能傳遞的反而會比較偏向一種經驗、體驗的販賣。

朝煌最後補充到，雖然會社就是一個很小的地方，可是會社試圖創造一個環境教育空間，讓來這裡參與活動的朋友們能一起來思考與討論，對於討論城市空間的社會氛圍是有助益的。對他來說，會社歷來開設木作教學課程最可貴之處就在於此。

❙ 現場提問

※ 古蹟修復廟宇的案件，出資方通常是文化局嗎？而最後的驗收方又可能是誰？

柏宣針對他所面對過的公私修復案進行分享。以私人（廟宇）建築修復案為例，通常出資者與驗收方就會是廟委會，基本上在工班與廟委會溝通時就會達成相關的修復協議，包括材料的使用、修復設計等，相對而言，這樣的案件就比較單純。不過，若是由地方或中央政府指定登錄文化資產的廟宇，則涉及的利害關係人至少會有三方，在出資上就會由地方與中央行政機關、所有權人等按比例攤提，且在監督、驗收上也會由三方共同勘查、開會，確保各方的要求都有達成。

※ 關於木頭材料，如果已經沒有辦法取得相同的木料，那實務上都是怎麼解決？有哪些替代的方案？

就第一線的情況，威棋明白地指出修復現場有些木材要再取得已非常困難，如台灣檜木基本上非常難再購入，一方面是因為單價高昂，另一方面則是供建築使用的木材尺寸不易裁切，這也導致目前案場大多只能進行木材的替代，而常見的替代木材種類包含越檜、阿拉斯加扁柏。

朝煌則延續討論解釋當前的材料選擇與公共工程預算編列相關，就算預算編列充足，營造廠也不一定能找到相同木料，以木材科學角度而論，若替換木料的性能經得起考驗，則不一定需要使用原材料。

但朝煌另外強調了「材料多元性」的重要。由於文化資產修復的重點在於技術的保存，如能將建築相關圖面、技術完整留存，對於是否繼續使用舊材就沒有這麼絕對。再者，台灣目前林業政策仍偏向保育為主，雖已開始推動國產材，距離使用本土木材進行文化資產修復仍有遠路要走。且日治時期的建材亦有從日本、美國、中國進口的紀錄，台灣更有培育南洋木材的林場，使用材料相當多元。因此仍需透過詳細的前期調查研究，將相關圖面、使用的材料種類都先調查釐清，後續才可能回頭去思考新、舊材的更替取捨。